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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呼吁：妇女在环境决策中的地位

但政策制定者们在进行有关环境决策时，却往往忽略了女性，忽略了她们的需求、知识、以及建议；正如在许多政府及专业部门一样，女性通常被排斥在决策和政策制定圈之外。然而，近年来，女性在这一问题上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她们的呼声受到人们的注意。而且，在上至全球，下至地方的环境政策制定、规划及执行过程中，女性正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独特的观察力
性别会造成在环境和自然资源治理决策上的差异，根据华盛顿特区一个数据汇编机构人口资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PRB）2002年2月份出版的政策纲要《女性、男性和环境变化：环境政策和规划的性别因素》 (Women, Me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Gender Dimensions of Environmental Policies and Programs)，男性倾向于从商业角度对环境和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而女性则更注重环境对家庭及生活需求的影响。

例如人口资料局的纲要中讲述了泰国一个村庄的男性和女性对种植用于制作家具和雕刻品的3000棵硬木的不同态度。（研究人员）向该村的男性提供了3 000棵硬木幼苗，而且没有向妇女们说明硬木的用途。按照当地的传统，负责幼苗护理的是妇女。由于妇女们通常偏爱可用作薪柴和饲料的软木，因此硬木幼苗没有得到妥善的护理。让女性参与决策程序后，提供的幼苗包括了硬木和软木，既满足了男性的需求，也满足了女性的需求。

同时据人口资料局的纲要显示，环境退化及考虑到性别差异的环境政策对男性和女性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些环境政策是基于社会状况、健康状况及以人类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为对象的生态学研究而制定的。该纲要描述了女性对森林退化、水源稀缺、土地退化以及农业和工业化学物质和有机污染物暴露所作出的反应的差异。例如，农药暴露可引起出生缺陷和围产期死亡高发。在马来西亚林邦区，男性的商业和民用砍伐已造成森林覆盖地区退化，女性已经很难采集到野生草药、水果和天然药物。过去10年内，苏丹的森林退化使得女性用于采集柴火的时间已增加到原来的4倍。撒哈拉沙漠以南一些国家的沙漠化也增加了女性寻找水源的时间。另外，女性一般情况下呆在家中的时间长，使她们受到燃烧木柴和木炭等生物燃料产生的烟尘的暴露增加--导致女性患慢性肺部疾病的比例也增高[见《环境健康展望》第111卷第2期《寻求火种--健康与环境的隐患》]。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工作场所并在政府和工业部门占据重要职位，她们也越来越积极地参与了各个层次的环境决策，”这是欧洲女性共创未来国际组织(Women in Europe for a Common Future)的国际部主任Sascha Gabizon的评论，该组织以激励欧洲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就环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合作为目的“许多妇女所关心的问题仍然侧重于对地区性人群的影响，如家庭和居民区。她们很有可能第一个觉察到污染的存在，例如，发现有某种严重的疾病使当地学校的许多学生病倒。而后，她们可能发现学校刚好建在一个有毒垃圾堆填埋场之上，并敦促有关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

美国一个很有名的有妇女促成环境改变的例子是Love Canal事件。Love Canal位于纽约州北部，原先是一处化学物质填埋场，于1953年改建为居民区。当地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家园和学校是建立在有毒垃圾场之上的。但是，多年来，他们已一再对莫名其妙的气味和院子里露出地面的不明物体向当局投诉，但常常是石沉大海。终于在1978年，一份关于Love Canal有公共健康危害的报告证实了这一切。当地一位母亲组织了一次请愿行动，要求关闭她儿子所在的幼儿园。在这一行动以及其它抗议活动的压力之下，美国政府最终宣布Love Canal居民区进入联邦紧急状态，大多数居民最后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以后的研究也证实，该地区居民的癌症、出生缺陷及流产发生率增高。

同时，女性无论于国内还是国际舞台上逐渐在有关自然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的决策中占重要位置。迄今为止，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保部长中，有35位是女性。欧洲联盟的环境委员会主席也是一位女性--Margot Wallstrom。她不断呼吁环境政策应考虑性别因素。Wallstrom因在欧洲加强环境政策以及在其它政策中引入对环境因素的考虑而享有广泛的知名度。由女性领导的与环境以及自然资源相关的国际机构和非政府机构也很多。“尽管女性影响环境政策的能力因地区而异，但她们一直都在为争取一个更健康的地球和更健康的工作环境而努力，”Gabizon说，“幸运的是，她们正在取得越来越多的机会来表达她们的呼声。”

“妇女在环境决策程序中地位上升的一个重要时刻应该追溯到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总部设在瑞士的由致力于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环球联盟IUCN--世界保护联盟政策、生物多样性及国际条约部负责人Martha Chouchena-Rojas说，“女性作为一个有必要参与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或者更广义地说，参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团体，第一次得到了承认。” Chouchena-Rojas说，这一承认是广大妇女组织长期不懈努力游说的结果。她又补充说，妇女的重要性于2002年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高峰会议上再次得到强调，“因此，在未来几年内，妇女会更多的参与到环境政策的相关程序中。”

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女性环境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与环境相关的意见。她们提出，环境保护应该与缓解贫穷、控制人口增长、提高妇女地位以及鼓励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所有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环境措施要想行之有效，就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她们强调了在针对环境问题形成合理的可持续解决方案过程中加强妇女参与的重要性。

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The United Nations Fourth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FWCW) 也提出建议，加强妇女对环境管理的参与和领导。与会代表提出，让妇女参与决策过程是环境政策行之有效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没有她们的参与，政策取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减少。此次大会产生了一个行动的论坛--“妇女与环境诊断”--呼吁政府保证给妇女提供参与各个层次的环境决策的机会，并在所有环境管理决策中综合考虑妇女的意见。

在2000年进行的五年回顾发现，尽管1995年论坛的实施已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想要在环境和其它部门为女性谋取更大的机会仍然存在重大障碍。例如，根据人口资料局纲要，女性“在政府和决策机构中的代表权仍然很不充分。代表权的缺乏限制了女性对公共政策和规划的影响力。女性需要有正式的渠道来反映她们的要求并参与环境政策决策。”

奋力呼吁
据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论坛资料显示，妇女对环境管理的贡献往往是通过基层和地方性青年运动来实现的。这些针对具体环境问题的分散行动是基层最需要的，而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例如，乌克兰、孟加拉、俄罗斯和墨西哥的妇女们参加了水资源管理的规划，她们组建了团体组织，着重强调当地工业地区的紧急问题，并协助保护清洁水源。

自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可怕的爆炸事件之后，大量辐射物扩散至附近环境中，周围地区的母亲们组建了一个叫做MAMA-86的非政府组织以保障清洁饮用水的供应。MAMA-86在前苏联迅速地发展壮大。在俄罗斯附近，MAMA-86敖德萨分会成功地阻止了一家油轮清洗厂将污水排入河流，部分归因于她们发起了一场反对该市市长压制民众请愿的运动。据Gabizon说，该团体最后取得了胜利，油轮清洗厂完善了自己的厂房设施，不再排放污水。“MAMA-86对当地环境政策已有很大的影响力，”她说，“并且，这一成功使她们在敖德萨地区许多其它环境问题上也有了发言权。”

根据2002年9月27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报告，在肯尼亚，马赛(Masai)妇女已参加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的一项减少寻找和收集清洁水源时间的活动。妇女们表达了她们将宝贵时间用来寻找水源的无奈。在东非，由于水源枯竭，妇女们用在寻找水源上的时间在过去三十年内已经增加了不止一倍。许多妇女为了取回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水，每天要步行10公里。鉴于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开始了一个项目，通过使用特别设计的廉价容器，或在附近开挖微型水库，或者叫“地盆”，使妇女们在家门口就能采集雨水。此项工作在肯利亚刚刚展开，类似项目在尼泊尔、印度、不丹等国也在进行之中。

在刚果的布拉扎维，一个有2百万人口的城市，家庭垃圾由妇女们负责处置。“妇女们负责处置垃圾，是因为她们负责主理家务并呆在家中，”纽约一个以寻求增加妇女的国际影响为宗旨的国际倡议组织--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Women'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WEDO）性别与管理项目部成员Doris Mpoumou说。由于市政当局并没有向他们提供指定的垃圾处置场所，积累起来的垃圾正在逐步转化成环境健康公害。

出身于刚果布拉扎维的Mpoumou回忆了她母亲如何为垃圾处理问题作契而不舍的努力。“将垃圾放在家里或倒在居民区附近都是不健康的。母亲和附近的一些妇女一起参与了就此问题召开的会议，但当地的男性拒绝让她们参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讨论。最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妇女们直接去找了市长，市长在市场附近给她们选了一块处置场地。但是，她们认为这一解决方法也不妥当，因为垃圾的味道很难闻，购物者们可能会因为健康顾虑不再光顾市场。最后，在进一步磋商之后，场地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Mpoumou说，“即使是在居民区这一层，妇女们对环境决策的巨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妇女们有了发言权之后，问题就有了答案。”

在英国，位于伦敦的妇女环境组织（Women's Environmental Network, WEN）也在通过采取自下而上的途径谋求环境改变。最近的两个对妇女产生影响的环境问题是有关尿布和卫生保护。“我们采用的通常是一种是以预防为重点的方法，”妇女环境组织协调员Ann Link说，“如果一开始就避免问题的发生，就不必为解决问题而头痛。因此，我们努力的方向是说服地方当局采用替代方法。”该组织鼓励医院使用布质尿布，而不要使用一次性纸尿布。她们还发起了一场反对在卫生防护用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氯的运动，其结果是漂白剂的使用量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我们讨论了购买卫生防护用品的妇女受到的压力，”Link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引起社会的关注。我们认为，改变政策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通过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对妇女产生影响。”

根据人口资料局纲要，公众参与环境管理正越来越被看作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纲要称，无论是在哪个层次，妇女在环境政策的制定、规划和执行中的参与程度都还很低。但是，该纲要也明确报道，墨西哥和中部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承诺在国家级环境政策中予以考虑性别因素，特别是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已经在环境部内设置了“性别部门”对性别敏感型规划进行监控和评估。

官方渠道可以为妇女在环境决策中提供发言的机会。例如，根据人口资料局纲要，在印度、乌干达、巴西、菲律宾等国已经给妇女留出政治席位，保证她们的参与。在牙买加林业部，妇女占超过1/3的技术职位。在突尼斯妇女掌握了环境和土地使用规划部19%的高级管理职位。乌干达1995年的国家环境规划和决策支持妇女参与环境规划。马拉维国家环境政策要求各级环境规划和决策综合考虑性别因素。在菲律宾，性别因素在环境计划和规划中所起的作用在增加。该国环境与自然资源司还专门设立了性别和发展“联络处”，专门负责促成性别响应型计划和规划。

第四届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论坛指出，妇女“在政策制定和决策机构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并指出缺乏适当的教育和培训至少应为此负起部分责任。论坛同时也承认，妇女在促进环境道德的建立、减少资源使用、以及通过资源的再利用和回收减少废物和过度消耗的问题上确实起到了带头作用。妇女，特别是土生土长的女性，极有可能具备生态联系和脆弱生态系统管理的一些特定知识。这些信息在形成有效的环境政策时可能至关重要。“女性利用这些知识来管理当地的资源。但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知识也可用来开发具备商业价值的药品和其它产品”，Chouchena-Rojas说，“因此，形成必要的机制来保护此类知识，并确保因此类知识的应用而产生的利益能与此类知识或资源的所有人公平分享将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下一个步骤
无论是在地方，还是在全球，女性都在越来越强烈地表达她们的呼声，尽管她们的影响力会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她们可能是一个基层组织的成员，也可能是一国环境部的部长。“一个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游说地方政府，要求他们采取措施，”Mpoumou说，“并且使当地居民能够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妇女们可以迈出的重要一步就是借联合国大会的势头将国际承诺转化成切实的行动。各类大会论坛代表的是大会参与各国共同的政策声明。根据人口资料局纲要，此类大会公约可成为国内行动的催化剂。妇女政策倡议组织可以利用此类文件对政府施加压力，批准她们所要采取的相关行动或为行动提供资助。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采取了相同的立场”，Chouchena-Rojas说，“不能仅仅因为我们都是女性，就表示我们对问题及其解决方案持相同的观点。”Gabizon对此表示同意。“女性并不是总是赞同女性的观点”，她说，“而且她们在行使决策权时也并不总是带着女性特有的眼光。仅仅是女性有时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但这是一个开端。”

这一开端已经促成了许多进展，使女性进入了环境决策过程。由于她们在社区和家庭生活中肩负着多项职责，她们的观察在环境和自然资源相关的抉择中将起到重大作用。正如各级环境决策已经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性别因素所表明的那样，女性正在表达她们的呼声。

-Rebecca Clay
译自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1:A34-37 (2003)

Last Updated: June 6, 2003